引言

引入银行资本机制的DSGE模型在危机传导当中有什么关键作用？本文将阐述自己的观点。

1.引入银行资本机制的DSGE模型

从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的特点来看，银行部门成为了诱发和传染金融危机的重要渠道，危机往往按照“实体经济部门—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部门—其他实体经济部门”的路径进行传导。

因此，以年次贷危机为分水岭，涌现出大量围绕银行资本机制进行建模的DSGE模型。这些模型中直接引入了单独的银行部门或者金融部门，从而能够有效刻画和研究金融业在危机传导当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通过银行资本机制构建模型一般包括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引入银行资本约束，即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外放贷时需要满足相应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当其受到负面冲击导致资本金减少时，需要通过收紧信贷等措施满足监管要求，这会进一步对投资和产出等造成负面影响；而另外一种则是通过设定金融中介部门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将金融摩擦因素引入模型当中，这两点均与金融加速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在这一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是Goodfriend和McCallum，其首次将模块化的银行部门引入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该模型依旧由BGG发展而来，模型中包含了两种外部融资溢价效应，其中“银行衰减器”效应弱化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另一种效应则放大了货币政策的冲击效果。

后续也衍生出了大量围绕金融中介部门进行建模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引入了异质性的家庭部门、异质性的银行部门或开放经济，同时金融中介部门资产和负债的来源也不尽相同。例如，Dib通过信贷调整成本将金融摩擦纳入DSGE模型，模型中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垄断竞争银行部门，二者提供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同时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同业交易。

银行从家庭部门获得存款和资本金，这些资本金一方面用来满足监管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充当同业交易的抵押品。研究结果显示，受益于资本监管要求，银行部门削弱了金融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减少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

也有研究指出，银行资本的存在弱化了银行部门与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银行资本头寸会对银行吸收可贷资金的能力产生影响，由此形成的银行资本渠道会放大外生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效果。Gerali等在模型中引入异质性的家庭部门，耐心家庭和非耐心家庭分别在经济中扮演贷款人和借款人的角色。

模型中包含了非完全竞争的商业银行部门，银行部门面临的资产负债表约束会影响银行利润和银行资本，从而对信贷供给产生影响。该模型利用欧元区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从模拟结果来看，起源于银行部门的冲击在年金融危机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模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欧元区在次贷危机期间发生的大幅衰退。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未预期到的银行资本损失将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政策调控方面，部分研究认为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并无法实现预期目的。特别是在存在金融摩擦的状况下，银行流动性需求会制约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此时需要财政政策配合才能够实现在不存在金融摩擦状况时的市场均衡。Harmanta等在Meh和Moran、Gerali等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开放经济，同时在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当中分别加入了金融加速器机制和抵押约束机制，并在政策调控上考虑了货币政策以及宏观审慎政策。

在该模型中，银行资本的减少会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为了满足监管要求，银行部门就必须调整存款利率从而稳定盈利。研究者也尝试将金融摩擦等因素以不同的形式引入模型，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论文是Gertler和Karadi。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将金融摩擦以道德风险的形式引入模型，即银行部门可以选择不遵守和家庭之间的借贷合同，直接退出银行市场。

家庭作为债权人，为了防止银行违约，需要控制向银行提供存款的数量，从而确保银行部门的总资产满足相应的激励相容约束。而这一激励相容约束将银行资本与外部融资溢价联系了起来。Gertler等()将内生性银行风险加入一般均衡模型，并评估了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政府信贷政策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该研究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实施均有利于减少实体经济波动。康立和龚六堂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部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并设定银行部门存在代理问题，从而将金融摩擦因素引入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摩擦的存在对于负向外生冲击在经济系统中各个部门之间的传导起到了加速和放大的作用，从而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

也有学者在该框架下考察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风险传递的具体机制，王擎和田娇在模型中加入了异质性银行部门，其中资金充足方向资金不足方拆借资金。由于金融监管存在顺周期性，因此最初的冲击不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会改变银行部门的信贷行为，从而导致银行调整信贷业务并将冲击传导至实体经济。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不难发现，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性会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构建模型时如何刻画和描述金融摩擦就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早期DSGE模型均建立在无摩擦的金融市场上，而目前构建模型的主要思路是在传统DSGE模型中加入模块化的金融部门或银行部门等金融中介，并在企业部门或金融中介部门当中引入代理问题，从而对金融摩擦展开研究。大量实证结果也表明，加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在解释经济问题和模拟经济现实时有着较好的表现。

1.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金融发展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要素，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始终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对于金融深化发展是否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推动作用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

相关研究认为，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中信贷约束的问题比较严重，大量企业面临着融资困境，居民也无法采取按揭等方式进行大额消费。此时增加信贷供给、提高杠杆率水平能够有效地缓解经济中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从而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金融业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利于减少金融摩擦和交易费用，同时能够优化资本配置效率，从而拉动经济增长。Mckinnon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大量中小企业缺乏接触金融机构的机会，从而使得其被排除在主流金融服务之外，由此导致金融资源分配不均，信贷供需出现错配。“金融抑制”这一状况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

Lachman和Shaw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要快于非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当首先从金融领域着手，实施金融自由化、消除政府对金融系统的过多干预，从而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消除“金融抑制”现象。此后，研究者又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

不过，早期研究受制于计量技术和样本容量，因此对于金融发展的研究偏向理论层面。后续研究开始从实证层面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Levine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金配置效率、减少金融摩擦、降低交易费用、控制风险以及鼓励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支持经济增长。

赵勇和雷达的研究结果则指出，金融发展的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具体而言，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渠道支撑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而通过资本深化的方式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武志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不过金融发展的内在质仍然需要由经济增长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