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方经济的外部失衡有哪些？本文将阐述自己的观点。

1.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收支逆差

全球化背景下，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深刻影响、互为体现。美方经常账户收支长期处于巨额逆差，这被认为是美方经济外部失衡的突出表现。从走势看，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基本一致；

货物贸易逆差显然是造成经常账户收支逆差的最重要因素；尽管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并且其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呈反方向变动，但由于服务贸易不论是在总量还是各国之间差距上，都是一个相对小的值，因此其只能对经常账户收支起到调节作用，而远远无法弥补其巨额逆差。美方经常账户逆差的规模早在年已经达到.26亿美元。

虽然在年短暂地下降了不到亿美元，但随后一路上扬，到6年达到全球金融危机前最高的.47亿美元，比年增加了1倍多。而在7年和8年经常账户收支逆差的下降，则印证了前文所指出的，因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衰退，客观上缓解了美方经常账户收支的失衡，但这显然是美方转嫁金融危机的结果，前提是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损失。

货物贸易逆差在年就达到了.9亿美元，到6年已经高达.6亿美元，比年增加了几乎1倍，但涨幅却逐渐低于服务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顺差经历了先下降后提升的过程，从年的.55亿美元，到3年的.78亿美元，再到8年的.16亿美元，这说明服务业是美方的比较优势产业，并且这种比较优势在4年之后进一步增强。如前所述，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客观利好甚至促进了美方服务的出口。

顺差资金来平衡巨额逆差，而新兴经济体为了消化贸易顺差，也必然会引导资本流向美方，实际上，这与资本应流向资本稀缺的落后国家的一般规律是背道而驰的。美方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维持，十分依赖贸易国家的外汇储备的融资作用，其通过提高利率和美元走强吸引外国投资。然而，次贷危机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骤降，这阻碍了国际资本流向美方，必然造成其经济衰退。

此外，由于美方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加上其国内货币供应管理能力的下降，其经常账户的逆差极有可能突然发生逆转，进而导致美元迅速走弱，这会给美方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动荡。

2.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

一方面，从货币供应看。因为美元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表面“平衡”，美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国内货币供应量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国际市场流动性的大小。为了应对21世纪之初的经济放缓，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次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美方政府为化解财政赤字压力，以及维持国内借贷型消费模式，不断滥发美元，引起了美元资产价格虚高和全球市场流动性泛滥。

进入21世纪后的前5年，美方的联邦基金利率从超过6%的水平迅速下降到2%以下。美方国内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迅速上升。其中M1由年的亿美元上升到4年的亿美元，涨幅为26.6%，增速在年和3年分别达到8.7%和7.1%；M2则由年的亿美元扩大到4年的亿美元，涨幅高达30.4%，增速一直保持在5%以上，在年更是高达10.5%。在美方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在最高时分别达到8.9%和13%，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显著的流动性过剩。

尽管美方联邦基金利率从5年起上调，再次超过3%，而M1也出现了不明显的下降，但是由于金融创新的过度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特别是杠杆的过分使用，美方的M2仍在明显增加，到7年已经达到亿美元，比4年增加了17.1%。由此可见，受美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仍然在增加，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而金融的不合理发展正是其主要因素。虽然美方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再次下调利率，其货币供应量继续扩大，但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流动性短缺及其向全球的传导，货币供应已无法刺激全球流动性的提高，即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出现了失灵。另一方面，从国际资本流动看。

美方自年代初以来长期保持的经常账户逆差，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进一步扩大，而“贸易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断增加，并以购买美方国债等方式投向国际市场。这就是说，美元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流出美方，再通过资本账户流回美方，从而大大增加了国际市场上美元的流动性，进而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资产价格虚高，使得美元资产泡沫出现。考虑到美方的外汇储备较为稳定，可以认为美方对国际市场输出的美元流动性基本上等同于其经常账户逆差。

顺差国获得的美元，通过兑换为本币成为其国内流动性，包括顺差国央行为对冲流动性发行的银行票据等短期金融资产以及基础货币；通过兑换流入外汇管理部门的美元则用于购买美方债券等外汇资产，这些外汇资产又成为顺差国的流动性；通过购买美方债券回流的美元，一部转为政府财政支出，另一部分转为金融机构的投资和贷款，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国际的流动性。

也就是说，美方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的国际美元，能够数倍地扩张为国际市场的流动性，而如果考虑到各国的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的杠杆作用，这种放大的幅度就更大了。实际上，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双向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大量接受美方等国投资的同时，通过证券投资等方式向美方等国输出资本，使美方成为最大的资本回流国，这本身就对国际市场的流动性起到了放大作用。

由此可见，日趋泛滥的国际市场流动性，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前，国际储备开始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国家转移；而各国国际储备的变化，既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也是其重要的基础。据统计，在2—7年这一期间，全球的国际储备增长了.7%。从本国国际储备占世界的比重来看，美方由3.1%下降到1.1%，日方由18.0%下降到14.6%，欧盟由10.3%下降到3.6%，而中国由11.3%激增至23.5%，俄罗斯由1.7%上升到7.2%，中东由4.3%上升到5%。从国际储备总量上看，美方和欧盟国家都在下降，日本的增速在下降，而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东则增长明显。

3.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钉住美元，而美元钉住黄金。换言之，美元供应量受黄金储备的硬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本位制成为维持美方经济在其外部失衡状态下继续保持增长的核心“稳定器”。但是，美元本位制有其内在的脆弱性，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经济的巨大隐患。美元本位制使美方具备了相当于“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能，理论上可以不受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其借款只受到软约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有本国货币巨额负债的国家，进而能够任意地对外发行美元，以满足其国内的借贷型消费模式。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本应保持其货币供应量和负债的适当比例。然而，美元本位制会刺激美方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过度发展，以获得高额利润，进而造成美元资产被高估，并且信用美元引起投资过热，这就导致美元流动性与美方负债的失衡，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泡沫。为了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大而引发全球通货膨胀，美方不得不调高利率，正如前文分析过的那样，一系列操作后，美元资产的价格突然下跌，泡沫被挤碎，进而诱发了金融危机并波及全球。

此外，美元本位制还要求美方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美方又要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这种广角的国际金融责任需要与狭窄的国内经济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美元本位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自我调节机制。再加上美元的汇率根据美方经济的需要呈现出长期走低之势，随之而来的是美元信用危机，这就导致“美元悖论”的产生，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风险要素。

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的、不可调和的自我矛盾，决定了当国际美元流动性过剩时，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贬值。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均下跌超过10%，而基于目前金融国家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以及金融国家和贸易国家的经济依存度，很多人笑称“美元在当今国际货币市场上没有一个朋友”，这对国际美元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资产价格虚高又起到放大作用。由此可见，因为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全球金融危机的隐患早已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