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查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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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普遍缺乏相关金融、财务相关知识技能，风险防控意识仍然淡薄。在金融理财和投资中，缺乏系统金融知识的居民和投资者，往往在金融投机冲动下，成为‘高收益’投资陷阱的受害者。”

9月2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瞭望智库联合发布、尔湾科技支持的《国民财商教育白皮书（年版）》（下称《白皮书》），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发布并指出上述观点。

政策层面，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曾提出，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民金融素养，保障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

年，《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年）》进一步提出，建立金融知识教育发展长效机制，推动部分大中小学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设金融基础知识相关公共课。

大部分财商教育机构的客群集中在下沉市场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财商教育的市场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白皮书》显示，年到年十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元增长到元，10年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1.倍。

此外，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发展，理财门槛降低，为财商教育提供广泛的客群基础。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年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达到5.29亿人，年增长至6.05亿人。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以电商金融服务平台、分期购物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进入居民金融领域，拓宽了金融投资渠道，也可能放大了融资风险，进一步扩大财商教育的需求。

从财商教育机构总量规模看，截至年7月底，财商教育相关企业共家，年新增98家。近五年财商教育相关企业注册量呈波动下降趋势。年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仅为81家。年，新增注册量创历年来最高，达家，同比增长2%。年有所下降，共新增84家，同比下降55%。

截至年8月，财商教育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尚不到去年的八分之一，行业新增注册量仍将保持继续下降的趋势。

《白皮书》认为，财商教育机构新增注册量持续走低的几大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财商作为非必要知识技能，能够为此进行付费学习的客群数量有限，市场开拓进入到了瓶颈期；

二是头部机构占据市场有利地位，对新进入者形成强烈挤压效应；

三是财商教育机构与金融系统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在中国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有关财商教育领域加强监管的呼声渐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行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从地域分布来看，山东省财商教育相关企业数量最多，为家，江苏省以家排名第二，贵州省次之。不过，目前财商教育行业的头部机构仍多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为主要注册地。财商教育代表性的企业包括启牛学堂、长投学堂、尚德教育等。

目前，大部分财商教育机构的客群主要是三四线城市及更下沉的市场。考虑到获客和开展服务，因此财商教育机构注册地并不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国内财商教育平台在教育形式上主要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类型，多以线上授课方式为主。根据具体授课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以直播+录播视频为主，以社群问答为辅的财商教育机构。此类授课方式多以大班直播课吸引客群，以小班录播课形成系统教学，社群服务以落实学习效果、提升用户粘度为目的，形成全渠道、高频度学习环境。

二是以社群语音授课为主，以学习资料和社群内答疑为辅。这种形式开发成本较低、资源投入较少，对于学员而言比较有助于学习材料留存、随时随地不受环境影响地进行学习。

根据不同的商业模式布局，财商教育机构的盈利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以课程费为盈利来源。这类机构会将课程分为不同的类别，根据课程涵盖内容及潜在受众的价格敏感度，设定相应的定价。一般课程难度越大、越系统化，收费标准越高。

二是以会员费为盈利来源。这类机构会设定不同级别的会员服务，会员根据缴纳的费用等级，会享受到不同的课程服务和实践指导。一般会员等级越趋近于实践指导，尤其是一对一的私人服务，收费标准越高。

三是以用户转化带来的收益为盈利来源。这类机构的业务范围一般比较多元化，或者是类金融机构的旗下业务，财商教育多是其最初业务的延展，追求客户后端金融服务的盈利，包括金融产品销售佣金、开户佣金等。

当前，我国财商教育行业已经形成国民普通教育为基础（国民教育系统提供），以公益性投资者教育为辅助（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以商业化和市场化财商教育机构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体系。

图片来源：《国民财商教育白皮书》（年版）

其一，渠道和技术服务商为主的前端。渠道主要指获客和授课两大渠道，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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