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提出“建设覆盖深港口岸经济带及更纵深腹地的北部都会区”后，深港坊间持续热议。在此概念提出周年之际，深圳市决咨委、深圳智库联盟会同香港智库举行“港深智库联盟线上研讨会”，两地专家学者就“以香港北部都会区为契机，推动深港协同发展”为主题，再次进行深入研讨。

//年港深智库联盟研讨会深圳线下会场。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杨少昆摄

专家们认为，随着香港进入“由治及兴”新阶段，深港两地也从“深港合作”转为“深港协同”，意味着深港区域发展向着全面、深入、融合的目标迈进。而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须以“互信互惠、合作共赢”为基础，加强协同创新发展的观念，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会议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共同主持。

“深港协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政策、社会、资本三个层次的需求都很强烈。深圳从大鹏、盐田、罗湖、福田、南山一直到宝安，拿出了最好地块、最强队伍、最丰富的研究力量跟香港对接，热切希望香港积极行动起来。”郭正林认为，深港协同创新发展须找准五个着力点。

一是增强深港协同创新发展的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深港协同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是‘互信互惠、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起干的行动，而不是找干不了的理由。”

二是以“扩容赋能”促进深港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他认为，香港提出“北部都会区”远景目标，包含着“扩容赋能”概念，必将改变香港“重南轻北”的经济社会格局，将“中环价值”外溢到新界及深港结合部。而深圳临港沿边境及海岸呈狭长带状，经济布局按区分段各具地理特征和地缘优势，也将采取差异化策略对接这一“扩容赋能”。“‘单一功能区’很难搞起来，两个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最起码是城市规划上应协同协调，避免‘邻避冲突’问题。”

三是正确理解体制机制创新。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深港协同创新发展必然会遇到政策协调、体制对接、机制接口等系列问题。“不能设想体制、机制、政策等都梳理好、对接好了，才去开工，否则反而可能变成‘紧箍咒’。”郭正林说，体制、机制、政策关键是适用性问题，属地管理原则是前提。如果合作区是在香港落地的，按香港法律制度和行政规定实行管理，深圳的相关制度措施做适应性调整，反之亦然。共建共管的合作区则制定专门的园区管理条例，明确共管机构和运行机制。

四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郭正林直言，深港现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群众对深港合作、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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