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灾难(事件)社会心理的呈现,其背后均有一定的发生机理,主要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同一风险的感知机理不同,同一社会群体对不同风险的感知机理也不同,不同群体以及同一群体对风险不同阶段的衍变的感知机理也不相同,因而会产生多种形态的灾难社会心理。所谓风险感知,是指主体关于某种特定风险之有无、源头、等级(程度)、衍化路径以及未来结果的主观心理认知活动,主体以此为判断依据,来决定自己是否逃离回避、改变处境或接受风险。

一些学者将社会心理系统分为社会影响(群体内部相互作用对个人的影响)、社会互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社会认知(人对事物的知性评判和价值取向)等不同角度这里,我们按此对风险感知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归纳分析。

(一)风险感知的社会心理机制

1.群体影响层面的感染、模糊、压迫机制。一场灾难,会使得当事群体内部相互发生作用,从而对个体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灾难情绪感染、风险模糊反应(包括从众暗示、群体匿名)、灾难群体压迫等社会心理机制。

2.社会互动层面的沟通、传播、交互机制。对于灾难(事件)社会心理来讲,群体人际风险沟通、信息加工传播、行为动机动力等互动机制更为重要。

3.社会认知层面的选择、缩放、记忆机制。社会成员一般涉及自我认知、人际关系认知(如群体认同)、文化认知(如民族文化认同)、事物或环境认知(如风险放大或缩小感知)、灾难社会记忆(积淀为灾难应急文化)等社会心理现象。

其中,风险感知缩放机制典型地表现为风险感知变异心理。风险感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涉及个体、社会群体或组织、监测手段或方式乃至文化环境,因而,风险感知的过程和结果就会呈现缩减(弱化)或放大的状态:一些应该高度重视的严重风险,却被公共机构弱化、忽视;而一些并不值得重视的小风险,却被某些地方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防范,形成“涟漪效应”,反而造成社会过度紧张或资源浪费,最终导致公共机构、公共行为的信任危机,典型的事例如天气预报(涉及监测手段和方法的科学性问题)。风险感知缩放效应会造成心理、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重大影响。前述的过度恐慌以及木讷、回避、共识等灾难社会心理均与此有关。

(二)引起公众风险感知变异的社会因素

人们对风险、灾难(事件)之所以出现误反应、心理感知变异,或过度或木讷,或放大或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事件:风险不确定。

灾难(或群体事件)均源于风险。风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象,风险的动态衍化和阶段性变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风险在客观上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人类理性可以根据风险的阶段衍化规律加以控制,从而使风险朝着有利于人类安全发展的方向衍变。风险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因灾种不同而略有不同):(1)风险发生原因的不确定性。尤其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的爆发,目前人类的探测理性还难以完全弄清楚;即便社会群体事件的原因,也是各执一端。这些原因分析常在专家领域、政府领域引发争议。风险原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应急心理的不确定性。

(2)风险衍化过程的不确定性。

这同样有超越人类科技理性、组织理性、制度理性的一面。风险衍化过程尤其群体事件衍化过程会带来与当事人以及观众的期待不同的结果,使得应急参与者更加捉摸不定。

(3)风险衍化结果的不确定性。

“结果交给上帝”式应灾会使人们滋生迷茫心理,如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不作为使得美国百姓无所适从,情绪起伏。

2.主体:多元反应不一。

应对灾难(事件)的主体是多元的,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公众,也离不开政府官员、企业主、白领员工、蓝领工人(农民工)、农民、社区居民等。具体到某一场灾难,包括各类受灾主体(群体事件制造者也同时是受灾主体)。每一主体的实践经验、对环境及风险熟知程度、应灾能力、知识水平、风险感知方式、价值理念不同,因而应灾的心理反应、反应速度、行动选择、心智水平也就不一样。灾种不同,不同主体对风险的熟悉程度和感知程度也不一样,但政府及其领导人应该始终立于应灾的中心位置,成为风险决策和应急的主要主体。

下面简要列出不同灾种中拥有不同风险知识和个人生涯的个体或群体在风险把控和反应上的差异:

(1)对于自然灾害和公共场所安全问题,广大居民的风险感知和心理反应最为强烈,拥有丰富经验的老居民和一线工作人员(社区物业员工和公共场所服务人员)最有发言权,其次是灾害科学专家。政府应该听取相关专家和当地经验丰富的居民的意见,果断决策是否应急。

(2)对于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感知最深、最有发言权的是专门医生,他们也是专家。政府和民众应该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应为了“维稳”而封存、打压专业意见,搞责任回避、概念回避。

(3)对于企业事故灾难,一线工人对工矿企业的风险感知比较深刻,其次是安全工程技术专家。企业主和政府部门应该最先听听他们的风险评价和分析。

(4)对于社会安全事件(群体事件),最熟悉情况的主要是当地居民、社区工作人员、村庄自治组织负责人、基层民警,其次是社会安全专家和政府领导人。他们互相配合行动,能够一定程度地防灾减灾和快速应对灾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即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会诱发诸多灾难或事态升级,导致大灾大难。一些官方组织在某些风险决策中,担心引发社会骚动,有意采取闭门会议形式,不公开风险信息,使得公众对风险的知晓处于茫然模糊的状态,一旦风险向大灾方向剧变,受害的必然是普通居民。这种风险信息的不对称,必然产生“道德愤慨”和“道德恐慌”的消极社会心理。

3.过程:风险沟通传播不畅。

关于风险,人际、群际、人与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沟通、是否有效沟通和传播、是否适恰沟通和传播,对于成员的适恰反应、正确的应急准备和快速有效的应急响应至关重要。沟通的诸项要件缺一不可,其中沟通和传播方式、理解和反馈通道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这里我们通过举例来加以说明。

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计划开展“跨年灯光秀”,活动拟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陈毅广场观景台对面的10秒倒计时灯光,另一个是“外滩源”的5D大型灯光表演,两者相距0.5公里。由于吸取了往年活动导致交通压力过大的教训,这次主要的表演活动设在了“外滩源”。

对于活动场地与往年不同的这一改变,上海各大媒体在活动前几天都有所报道。然而,“外滩源”与“外滩”之间仅一字之差,很多学生和游客并不知道区别是什么。主办方和媒体传播对此做得相当不足,或许没有留意公众在留言区对两个地点差别的问询。于是,当晚大多数游客还是像往年一样,来到了外滩的陈毅广场,结果造成斜坡地段人多拥挤,发生严重踩踏事件,死亡36人,伤49人。这起灾难就是官方和媒体同公众沟通不彻底(信息发出与信息反馈可能相互忽略)、公众习惯性从众心理、信息模糊化反应、应急准备不足而诱发的悲剧。

又如,年10月28日,重庆万州一辆公交车上,一位女乘客因为没有来得及下车,与司机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吵架代替了有效沟通,基本上就是无效沟通;而其他乘客也基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人上前去制止和劝解,即存在社会的木讷和冷漠心理。结果导致公交车失控,坠入江中,15条生命瞬间消失。这起本不该发生的重大灾难,却因沟通失败和社会木讷使风险加剧而发生了。

4.环境:社会公平信任缺失。

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对于形成抗逆共识、齐心协力抗灾救灾、快速平息事态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公共组织资源机会分配公平,就能产生较高水平的信任(公信力);而社会公信力强也是社会公平的反映,有助于提升社会公平感。公平与信任共同构成良性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如果地方政府在平常的资源、机会分配中失去公平,因而失去民心,那么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群体事件),政府公信力就会严重不足。

又如,可能因为充分吸取了年北京地区特大暴雨成灾的沉痛教训,年8月11日前后,京津冀地区多个城市的气象部门发布消息称“12日早晨至夜间,本市将有大到暴雨,建议居家办公”,但后来仅有个别地点出现“大到暴雨”,且比预计时间晚了几个小时。随后专家说天气“准确预报是世界级难题”。

这种风险放大的后果是严重的。市民很无奈,厌倦心理乃至逆反心理由此滋生,可能到时候真的“狼来了”却没谁相信了,容易酿成大灾大难。这里涉及技术信任、专家信任的问题,但一般公众的反应就是公共组织的社会公信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