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格隆汇

今年以来，去杠杆和改革是我国的经济主旋律，但没想到的是，伴随着去杠杆和改革的背后，感觉最近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又再次热闹起来。可以这么说，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我国国企制度可以说是起始于春秋齐国管仲的“盐铁专营”国有专营制度，经由唐宋的发展，再到明清壮大，在结合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到今天，形成我国特有的一种国有专营体制。

很多人说，这种国有专营体制效率低下，和西方的私有体制比起来，无法发展出科技、金融等创新。我不知道这种结论是否正确，但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同样是集权的国有制度下的北宋，却发展出了全世界领先的科技、文化、以及金融创新。

代表我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有三个是出自北宋，”唐宋八大家“中6人出自北宋，还有在北宋出现了人类第一张纸币”交子“，以及官方发行的”盐引“、”会子“以及为金融的”钱庄“，”票号“等银行体系，这些钱庄（当时称为子务、钱务和质库）还有具备现代意义的”准备金“制度和抵押贷款业务，可以说都领先了欧洲几百年。

印刷术的普及以及商业的发展是宋朝金融创新的基础

同样在集权国有专营制度下，北宋的金融创新大概领先了欧洲几百年，至于说后来中国为何无法发展出欧洲的银行、政府公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现代金融制度，以及为何无法发展出资产阶级革命导致金融科技落后与欧洲”大分流“，这不是本文想讨论的范畴，本文主要是希望探讨在北宋的国有专营制度下，是如何发展出”盐引“、”钱务“等金融创新，以及这套金融创新玩法到最后为何会导致北宋的金融危机，而之后为了应对北宋的金融危机，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又是如何失败，从而导致北宋灭亡。

在国有专营制度下的北宋金融创新

近两年来，对于研究经济史的人来说，对宋朝的可谓推崇备加，虽然宋朝偏安于南方，军事上懦弱，受尽辽金的欺凌，但由于经济上相对自由，宋朝GDP传说占到世界的60%以上，人口首次突破1亿，两项指标全面超越盛唐。宋仁宗更是被推崇成明君的典范，传说宋仁宗曾经有一次出巡，因为口渴，时不时的回头看身边的陪同人员，见到身边的人没给他准备茶水，于是怕陪同人员会受到责罚，于是整个晌午就这样忍着口渴出巡。

但是如果有人说宋朝推行的是自由经济主义，那么这完全是言过其实了，实际上宋朝对于土地、盐茶等经济资源都是奉行国有专营制度，相比于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相比于明清，也是毫不逊色，我们以北宋的”盐引“制度来说，盐这种物资由于生产地比较容易被政府控制，而又是百姓的生活必须品，因此向来是中国各王朝通过专营来向百姓隐性征税的方法。

在北宋，盐这种物资不仅还是牢牢的掌握在国家手上，而且通过政府和钱庄、商人的各种金融创新，让这种简单的白色颗粒变成了全社会的金融杠杆放大器，并最终让社会进入了经济衰退甚至金融崩溃。

北宋盐引

由于北宋采取的是募兵制，而又要常年与辽、金、西夏三国在边境有战事，粮草运输问题成为了北宋朝廷沉重的财政负担，北宋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开支，因此想把粮草运输的成本转嫁给商人，当然商人也不是为朝廷白干，相应的，政府会奖励给运粮商人相应数量的盐引，这样商人在拿到盐引后到相应的区域把盐再卖掉，就能赚回运粮的费用和利润。

这种制度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朝廷、边境军队、商人三赢的局面，但是由于人的贪婪和制度的腐败，商人往往和边境的军官勾结，高估自己运粮的成本，这样相应的，商人就可以拿到几倍于自己应得的盐引数量，久而久之，运粮就变成了暴利行业，而实际上，朝廷虽然财政支出少了，但是商人的暴利其实相当于通过盐这种必需品转嫁给了老百姓。

盐的加杠杆过程还没完，运粮商人由于运送粮草和买卖盐引都需要钱，这就需要各种钱务和质库提供货币汇兑和抵押贷款服务，盐这种国有专营资源其实成就了北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慢慢的，部分运粮商人通过和钱庄做生意发现，其实他只要和边境官员勾结完成运粮拿到盐引后，其实没有必要再拿着盐引到相应的区域再做一次买卖，因为这样相当于需要付出额外金钱和人力的成本，不如直接把盐引卖给当地的钱庄老板，大概打个5到7折，由当地钱庄老板再卖给当地做盐买卖的商人，由于盐引是稀缺资源，钱庄老板大概这样一进一出可以赚取一倍的利润。

盐还有第三次的加杠杆过程，由于朝廷慢慢觉得盐引这个东西印刷起来很方便，基本不需要投入什么成本，而且与辽金的战争对朝廷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于是朝廷觉得可以多印几张盐引给商人，以缓解边境军队的经济压力，到宋神宗六年，民间实际的用盐量只有42万席，而政府发出的盐钞多达90万席，已经超过实际用量的一倍。而贪婪的钱庄老板也没有闲着，因为他们手上已经囤积了足够的盐引，只要几个大的钱庄老板联合起来，就可以控制盐引的票据价格，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整个盐引的发行过程已经有点像今天央行发行基础货币，银行通过存贷将基础货币放大，整个货币投放背后的抵押物其实就是政府垄断的资源，但金融加杠杆过程如果放得太大，很容易导致整套体系的崩溃。

盐引的原理参考月饼券

北宋通过盐的专营制度创造出来的金融创新只是北宋经济的一部分，其他茶，犀牛角，象牙等奢侈品的专营制度同样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政税收的同时，也为商人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表面上看，北宋在没有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下维持了朝廷财政，但实际上，商人阶层通过朝廷的专营制度进行的金融创新让老百姓承担了大量“物价税”，同时朝廷也因为要维持这套专营制度，需要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人员来支撑，实际上也让财政很难平衡，在宋仁宗时期，政府官员人数超过了2万人，是宋太宗时期的四倍。

2%的人兼并了全国80%的耕地

以盐为首的商人集团并没有满足，因为从专营制度上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如果要维持住这种特权，以商人和钱庄老板为主的商人集团就必须与北宋的权贵阶层进行联合，一方面，他们的诉求是希望这种专营制度能维持下去，不被范仲淹，范祥等改革派剥夺；另一方面，官商集团联合，形成了对北宋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巩固利益集团的地位。

在北宋初年，百废待兴，宋太祖为鼓励百姓开垦荒地，采用“不抑兼并”的政策，实行有能力，有体力，有财力的人可以对土地自行开垦并占为己有，按人头交税即可，在朝代之初，这种土地政策极大的调动了百姓的劳动生产力，宋太宗时期，有土地的农民户数增加了6倍。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由于人口已经达到了鼎峰，而土地也已基本开垦完毕，有财力和有权力的官商集团开始对有体力的劳动百姓进行土地兼并，彻底将社会劳动力变为土地的附庸或者流民。

由于在北宋时期，官户和部分形势户占有土地是不需要纳税的，同时也不需要服差疫，因此大量的商人富户想尽办法挤进官户行列，有了上述商人的暴利金钱和官户特权，自然的结果就是官商集团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加上地方官员配合利益集团对土地隐瞒，导致北宋朝廷能收上来的农业税越来越少。

有记载天禧五年（公元年），宋真宗对全国土地进行摸查统计得到有万顷垦田，但是到了三十年后的皇祐中（公元年），地方上报全国的垦田只有万顷，全国垦田不见增长，反而消失了万顷，但30年来统计全国人口户数达到多万户，增长了一倍多，可见利益集团对朝廷的隐瞒非常严重。

据考证，由于这种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全国70%的垦田均无法收上税，据估算，在北宋土地兼并最高峰期2%左右的人占有了全国80%的田地。

熙宁变法丑陋的去杠杆

由于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金融创新导致百姓负担加剧，北宋朝廷的税收逐渐越来难以维持，同时宋仁宗、宋神宗几次对西夏用兵而又战败，财政负担加重，朝廷在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多发铜钱和纸币的方式来解决财政压力，据统计，北宋铜钱的年发行量平均在万贯，大约是唐朝的10倍以上，但如此多的货币发行量居然在民间发生多次的“钱荒”现象，原因是“劣币驱逐良币”，因为新发行的铜钱往往成色不足，民间往往需要打折使用或者拒收，旧铜钱因为成色较好百姓往往会将其储存起来，还有的商人直接把旧铜钱拿去出口或者重新铸造，即使政府严刑峻法也无法阻止，最终导致了民间的多次钱荒现象。

这时候广大劳动人民和神宗皇帝呼唤变革，这就是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的经济背景。

我们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对比下达里奥的去杠杆四要素：

达里奥同志虽是一个现代外国友人，但是他提出的去杠杆四要素从本质上来说，和我中华历代的改革变法都有契合之处，经济从古到今都是有周期的，当国家这部机器高速发展的时候，食利阶层和劳动阶层都可以获利，因此从劳动人民手中多收些税不会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到了国家机器减速阶段，由于食利阶层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可对土地等资源侵占，如果此时国家不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则很容易将国家的负担转嫁更多给到劳动阶层，这样就会进一步压制劳动，从而影响国家未来发展。

虽然王安石当时没有太多的适度发行货币的观念，但变法中的最重要的两条“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本意就是让大地主大富户占用的土地越多就交多些土地税和劳役税，曾经浙江一家富户因变法被强迫拿出贯高额“免役钱”，这件事传到京城后，朝廷哗然，可见土地兼并导致隐瞒税收之严重。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是王安石的问题，因为太眼高手低，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对民情实际的情况没搞清楚就推行变法。

但实际上，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中的总体目标思路并没有错，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对利益集团做了一些短期妥协，无奈这次变法是要在权贵利益集团身上割肉。首先起来反对的，就是宋神宗身边的权贵阶层，比如宋神宗的太后就坚决反对“方田均税法”，原因是太后外戚家里就占有了大量的农田。宋朝江山始终还是姓赵的，如果此时宋神宗不能力挺变法，主要是对皇帝身边的权贵强硬，那么变法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最终宋神宗还是对权贵集团妥协了，王安石在推行变法5年后下台，司马光上台后重新又废除了变法新制。熙宁变法失败，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北宋财政再次失衡，物价暴涨，从宋神宗皇祐元年（公元年）到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年），民间物价涨了12倍。在蔡京上台后，以蔡京为首的权贵集团对土地开展了更疯狂的兼并运动，甚至出现圈地运动导致“逼上梁山”的经典故事。

公元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从北宋开始，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改革有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政、清世宗改革，这三次改革的经济背景均非常类似，最核心的内容都是要对富人开刀，对财产和土地进行征税，减轻劳动税，抑制土地兼并。但三次改革，清世宗成功了，开创了乾隆盛世，张居正成功了一半，在其身故后人亡政息，王安石彻底失败。

三次改革成败的原因有很多，也许，这三次的差别，可以从主导人的身份中可以看出来。